向海而興，大自然的“天賜良緣”　　海交史學者蔡鴻生在《讀史求識錄》里記載了北宋畫家、詩人文同在《丹淵集》里寫的一首《冷瓶》詩。詩中寫到一種“蕃胡入中國”“攜之五羊市”的陶器，具有“課以沸泉沃，冰雪變立可”的功效。他認為這種“冷瓶”就是古代的熱水冷卻器。　　蔡鴻生還記載了另一種被稱作“海井”的“咸水淡化器”。他說，面對這些不見于正史的物件，讓人深感“盡管‘海絲’已經被熱心人‘炒’起來了，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海事’內幕卻依然有待于素心人去發覆”，而“古代海舶在驚濤駭浪中漂洋過海，反映出人類為擴大生存空間的壯舉和冒險精神。其艱巨性、復雜性和神秘性，完全足以引發出一門‘海洋歷史人類學’。”　　的確，這些物件，及與之相伴的故事，確實應該更多地成為廣州城市記憶的一部分。因為這本就是一座向海而興的城市。　　嶺南先民與海共生的時間當早于秦　　學者陳澤泓在《廣府文化》第十九章《商業與海上絲路》的開篇寫道：“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古代廣東向北陸路不便而向南朝大海開放的格局，造成了廣東經濟向海外貿易傾斜的發展趨勢。”而不少研究者也認為，秦平南越時“一軍處番禺之都”，選擇番禺作為東南三郡首郡之治所，顯見當時此地已經有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地位重要的居民聚居地。雖然對它的早期面貌現在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去研究，但可以推想，依托當時江海交匯的獨特自然地理環境，先民與海共生的時間當遠早于秦時。　　據《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中國南海之名在古代所指的范圍因時而異，先秦時泛指中國南方；《史記》中記載的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指的是今天的東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統一嶺南后在廣東地區設置南海郡，海疆實臨南海，“此時所說的南海，才是指今天的南海，而南海的名稱也首次在中國地圖中有所標示。”之后歷代也有稱“漲海”的，一些學者推測可能是根據潮汐漲落的海水形態而言。　　南海幅員廣闊，資源豐富，不僅與相鄰海區交通便利，而且是我國遠洋航行的必經之地，其諸多海峽一起構成了遠航的自然基礎，加上十分豐富優良的河口港灣，獨特的季風和海流資源，深廣的內陸經濟腹地，古代廣東海洋文明的興起與發展可謂是大自然的“天賜良緣”。　　史學家呂思勉言：“貿遷往來，水便于陸，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為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此語必非言漢時，可見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來至交、廣者矣。”　　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珠江口一帶的先民便已通過舟船互相往來，而石拍等物件的發現，更進一步說明這里與分布在整個環太平洋地區的“樹皮布文化”有密切關聯。到距今4800年-4300年左右的石峽時期，珠江三角洲與閩江中下游乃至江浙地區的貿易交往等，也應當有一部分是通過海路進行的。此外如陶器、銅鼓、銅鉞、航船、有肩有段石錛等器物，也驗證著太平洋地區的廣大范圍內早期人類跨越遙遠海路的交往。先秦時期的廣東先民已經穿梭于中國南方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可能間接影響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效果圖為清代彩繪絹本局部，該作品以全景紀實的方式生動再現了清廣州珠江灘的景觀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秦漢之前的嶺南地區，總體發展程度還比較落后，基本上處于軍事酋長制，或者初期奴隸制制度的影響下。秦代開始設立的郡縣制度大大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變更，令嶺南與中華大地的其他地區之間更為緊密地聯結成為一個整體，而作為重要海上貿易集散地的番禺，也注定要在未來的發展中，變得更加光彩奪目。　　勇闖江海，城市發展呈現顯著的“外向型”特色　　秦漢時期，今廣州城區范圍內相當大的范圍仍是海面。秦末“任囂城”毗鄰珠江北岸，大致在今天西湖路一線南側，南岸約在今天市二宮一帶，珠江寬約2020米，為今天的10倍以上，實際上相當于建城在海邊。直到東漢末年，交州刺史步騭在番禺重修“越城”時，珠江北岸線仍在今北京路東側樂善里一線。1954年，廣州沙河頂的漢墓里出土了一艘東漢陶船模型。在它的尾部發現了舵，表明已經具備了入海遠航的能力。它呈現著兩漢時期人類勇闖江海時的歷史圖景。《清代 樟林港的紅頭船》 馮少協 油畫作品　　1983年，在廣州的象崗山麓發現了著名的南越王趙眜墓。墓中出土的許多東西來自海外，如波斯風的銀盒，以及金花泡、象牙、乳香等。其中銀盒被認為是嶺南發現的最早的舶來品，其造型和紋飾與中國漢代的器物迥異，而與伊朗波斯帝國時期的器物相似，在山東發現的齊臨淄王墓出土銀盒與之很像，一般認為是從海路傳入，但一些學者也認為不排除由滇緬印道或交趾陸道舶來的可能。金花泡則一般認為與東西方間的海上航路有關，以印度、巴基斯坦為中轉站，工藝源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1100年的古希臘邁錫尼文，反映出2000多年前嶺南地區就已經與歐洲有了直接或間接的文化聯系。象牙來自非洲，乳香可能來自紅海。　　而在南越國宮苑中大量采用的石構建筑，在我國秦漢時期的遺址中是一個獨特的存在。當中的一些技術，并未見于當時的其他地區。曾經有專家提出，當時本地已傳入西方的建筑技術，考慮到那個時期的中西間海上通道的發展水平，可以說這種推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說，這種有些形似西方石構建筑技術，又結合東方的造園風格，就是南越國宮署御花苑最突出的特色。　　魏晉南北朝時期，嶺南的政治、經濟地位進一步提高，促使嶺南對外交往及海道貿易進一步發展。三國吳黃龍三年（231），孫吳政權派朱應和康泰出使今越南中部的林邑、扶南（今柬埔寨）。這是史書中首次記載中國派專使出使南海諸國，當時便是從番禺起航。西晉太康二年（281），“安南將軍廣州牧騰（應為滕）侯作鎮南方”，“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眾寶機麗，火布尤奇”。這是廣州與歐洲大秦（即東羅馬帝國）直接來往的最早的明確記錄。東晉法顯從陸路前往印度取經，原本計劃從海道返國由廣州登岸，因臺風偏航至山東青州。他在《佛國記》中記載，從耶婆提國（今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到廣州正常情況只需要五十天，可見航海技術較之前有了較大提升，而廣州也是東南亞各地前往中國的主要目的港。《梁書》中記載的“南海諸國”有15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大秦，展示了此時從廣州出發的海上航路的寬廣。　　而廣州的城市發展也在此時呈現出顯著的“外向型”特色：“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水，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陳澤泓認為，“一筐之物，可資數世”的貿易結構“使廣州這個當時的邊城顯示出一種特殊的商業繁榮的景象……廣州的收入成為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以至于梁武帝蕭衍感嘆：“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東晉南朝時全國通用銅錢，但在交廣地區由于對外貿易的影響，“全以金銀為貨”，可見其貿易體系之特殊。　　“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　　隋 建南海神廟　　開皇九年（589），隋滅陳朝，建立起統一的強大帝國。隋朝對發展對外交往十分重視，弗定嶺南，隋文帝便詔令廣州當局不得侵漁前來通商朝貢的海外客商。五年后，隋朝在廣州建南海神廟，祀南海神祝融。隋煬帝更是銳意經略海外，在大業年間派常駿、君政攜綢緞五千匹出使赤土國（今馬來西亞），赤土國派王子回訪，帶來金芙蓉冠、龍腦香等珍物。時人記載：“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商賈至者，多取富焉”。　　唐 運漕商旅往來不絕　　唐人杜佑稱隋代廣州與荊州、揚州、益州、越州等大城市“運漕商旅往來不絕”。這既得力于唐王朝開闊的視野、強盛的國力，也得益于其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的專職或相關涉外職能機構，形成完善的外交、外貿管理體系。在中央的外交專職機構為鴻臚寺和尚書省主客司，在地方則主要落實在節鎮（道）、邊州和互市監，同時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規則，保護外僑、外商利益。唐中期以后，海上絲路的地位不斷上升，其中“廣州通海夷道”為諸航路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它從廣州出發，沿著傳統的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波斯灣，出霍爾木茲海峽后可以進入阿曼灣、亞丁灣和東非海岸，歷經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航期（不計沿途停岸時間）約八十九天，是8世紀-9世紀世界最長的遠洋航線，全程約14000公里，同時有許多支線，其中許多也與廣州有來往，“廣人與夷人雜處……日發十余艇……周以歲時，循環不絕。”　　唐開元年間，在嶺南設有押蕃舶使，處理外交事務，與節度使并稱“二使”。開元二年（714）左右，唐在廣州設置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使院，也稱“廣州結好使”，與外商交流溝通。城西一帶專供外商居住，稱為“蕃坊”，在廣州“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伴隨著手工業、商業、農業、交通業的發達，廣州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業中心之一，所謂“漲海（即南海）奧區，番禺巨鎮，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而廣州的西村窯瓷器也發展成為對外貿易的大宗。　　宋 廣州成中國最大外貿港口　　到了宋代，廣州更是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外貿港口。宋在廣州設立了提舉市舶司，負責管理外國商人和使者事宜。據陳澤泓等學者的統計，宋代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近70個，很多外商干脆帶著家眷來經商，在廣州長住的也不少。　　元 專營外貿之“舶牙”出現　　元代廣州的市舶司繼續設立，更出現了“舶牙”這種專營進出口貿易業務的經紀人，成為明代“牙行”和清代“行商”之濫觴。明代實行朝貢貿易，只在寧波、泉州和廣州三地設立市舶司，廣州負責對東南亞貿易，來往的國家和地區最多。　　明 “訂貨加工”模式形成　　永樂元年（1403）在廣州口岸建立專門接待外國商使的驛館“懷遠驛”，有驛舍120多間，地址就在今天的十八甫一帶。嘉靖二年（1523）因日本貢使在寧波火并及趁機掠殺，朝廷罷泉州、寧波市舶司，只留廣州市舶司一口通商，江南一帶的貨物也只能集中到廣州售賣，號為“走廣”。　　明中葉以后，廣州的對外貿易更為興旺。萬歷年間，每年夏冬兩季在廣州海珠島（今長堤一帶）舉辦為期數周甚至數月的定期市，允許各國商人前來廣州直接與中國商人貿易，這可說是古代的“廣交會”。繁榮的商貿令廣州城市進一步擴大，特別是靠近定期市的濠畔街、高第街一帶，“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于秦淮數倍。”而珠三角一帶的本地商人大量出海貿易也促進了“訂貨加工”模式的形成，陳澤泓解釋：“就是廣州的舶主、海商到海外貿易，有意識地接受外商特別是華僑商人定購中國貨物的樣品及訂貨資金，返回廣州交給‘纜頭’（舶主、海商、百工之間的中間人）去同有關工場商定，按樣加工，定制貨物，再按時將貨物販運出海賣給訂貨外商。”　　清 “一口通商”占據優勢　　進入清代，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在明代已經開通的印度洋、南洋、日本、歐洲和拉丁美洲航線外，還開辟了廣州經好望角到北美、廣州到大洋洲、廣州到俄羅斯的航線，而歐洲各國也陸續到廣州建立商館。清政府委托具有官商性質的廣東十三行商控制和壟斷廣州對外貿易事務，從而形成了重要的“廣州制度”。受廣州“一口通商”的優勢刺激，周邊番禺、順德、南海、東莞、香山等十多個縣的種桑、養蠶、茶葉、花卉等經濟作物產業興盛發達，“分散的千家萬戶逐漸集中，納入網絡。珠江三角洲的農副業、手工業生產的商品，組成了種類繁多、五光十色的廣貨供應海內外市場。”清代廣州俯視圖　　追根溯源　　造就持續繁榮的廣船工業等　　根據海絲保護與申遺城市聯盟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共同開展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遺產的全面調查，中國海絲遺產包括三個主要類別，即基礎設施，包括港航設施、海神祭祀設施及相關管理設施等組成的基礎設施類遺存，如廣州的南海神廟；代表性窯址構成的生產設施類遺存，如廣州西村窯；三是依托海上絲綢之路的人文交往而產生的城址、寺廟、墓葬等產物類遺存，如廣州的西漢南越王墓、光孝寺……這些遺存由黃渤海、長江流域、東海及臺灣海峽、南海及珠江流域等四個主要交流活躍區構成。其中南海交流活躍區即以廣州為核心，面向南亞、東南亞，海上貿易活動自秦漢開始活躍。自公元前203年趙佗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今廣州），建立宮署起，這里一直是海絲的重要節點，貫穿2000余年，見證了廣州片區伴隨海上絲綢之路演進歷程始終、持續繁榮的歷史。這一區域的海洋貿易活動早期為途經北部灣地區，直達南亞與東南亞，伴隨航海技術的提升，江門、澳門等逐步成為珠江流域重要的對外通商港口。　　我們還應看到，廣船作為中國四大古船之一，長期處于國內先導地位。從兩千多年前“其大千石”（約合今天的25.5噸）的南越舟，到清代以遠洋航行而聲名遠播的廣東海船“紅頭船”，乃至今天的廣州船舶工業，廣船波瀾壯闊的發展史，時至今日依舊閃耀著動人的光輝。　　而海洋文化對廣州城市帶來的變化，不僅表現在可見的文物中，也表現在日常生活的許多無形方面，如不少與阿拉伯語、英語、葡萄牙語，及東南亞各地語言相關的地名、方言等，以及許多具有歐洲和東南亞元素的美食做法，等等。廣州向海而興的歷史漫漫長遠，且未來可期。